在此基础上，基于病人最佳利益原则，从限定适用对象、确保病人知情同意、设立正当医疗程序等方面，系统构建尊严死亡的程序规范，推动医疗行业完善临终医疗措施的标准和规程，实现法律逻辑与医疗逻辑的有机统一。

《气象台站迁建行政许可管理办法》第7条、第8条。(2)上级主管部门是否具有指导或者领导权，应当以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规定为依据和限度。

层级监督应当作为行政复议的间接目的，并在行政复议程序之外发挥功能。关 键 词：行政复议  层级监督  准司法程序  被告 2020年11月24日，司法部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意见稿》)。《宪法》第89条第4项规定，国务院统一领导全国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如行政立法的集体审议制和公众的直接参与制，行政处罚实施中的调查、审查和决定的内部职能分离制，行政程序中普遍建立的听证制度和说明理由制度等。有的法律明确规定先由下级机关初审，然后由上一级机关决定。

可以说，程序的本质特点既不是形式性也不是实质性，而是过程性和交涉性。(26)参见[德]耶利内克：《主观公法权利体系》，曾韬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0页、第62页、第66页。换言之，尊严死亡不是随意适用于普通病人(或者残疾人)的终止生命措施。

为维护病人的生命权，避免尊严死亡滥用，降低医生面临的医疗法律风险，有必要基于病人最佳利益原则，确立适用对象限定规则、病人知情同意规则和正当医疗程序规则，推动完善临终医疗措施的准则和程序。作为放弃生命安全权的行为，病人选择尊严死亡，应当向医生提出正式申请，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并由医生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专业审查评估。⑦有些情况下，病人家属代替病人作出的医疗决定，并非完全考虑病人的利益，以致病人决定医疗方案的意志和愿望，特别是被动接受治疗的痛苦，常被有意无意地忽略。(18)参见前引⑦，吕建高等文，第133页。

概括起来，尊严死亡的生命权体系可被分为积极权利和消极权利两个维度：消极权利涉及生命安全维度，主要是指生命安全权。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2017年自愿协助死亡法案规定了复杂的病人申请程序，病人首先要向医生提出初次申请，并由医生进行初次评估，随后可以进行咨询性评估，病人还可以在作出接受自愿协助死亡的书面声明后提出最后的申请。

加拿大联邦政府也在制定相关的联邦法律。尊严死亡不是随意地一死了之，而是临终病人基于生命尊严考量，因尊严生活无望，不愿借助医疗措施勉强维持生命，或者自愿请求医生终止生命，最终有尊严地告别这个世界。为确定预先医疗指示的法律效力，可考虑在必要时进行公证。对于经事后监督，认为医生未能履行审慎注意义务，或者未按照规范程序适用尊严死亡等情形，应当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例如，英国医疗协会和皇家护理学院制定了行为准则，对医生如何处理病人预先医疗指示提出建议。我国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2021年3月18日，西班牙众议院通过安乐死法规，将在发布后三个月之内正式生效。⑤2018年，学者针对江苏省无锡市人民医院门诊就诊患者及陪同人员开展一项问卷调查，在1443份有效问卷中，49.8%的被调查对象支持脑死亡立法。

④2005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中国循证医学中心组织了一项针对广东、福建、江苏等省市三级甲等医院的在职医生以及广东省内药剂师和公务人员的问卷调查，在969份有效问卷中，92%的被调查对象表示有必要进行脑死亡立法。这项权利应当得到法律保护。

没有人应当被专断地剥夺生命。从国际人权公约层面看，《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欧洲人权公约》等强调人的尊严和自由，但涉及生命与死亡这一终极性问题，却仅规定生命权的保障，并未提及死亡的权利。

自然人的生命安全和生命尊严受法律保护。欧洲人权法院的这一裁判规则，体现了对放弃权利这一特殊情形的特殊法律保障。但是在尊严死亡情形，因涉及生命权这一特殊权利，未成年人难以充分理解尊严死亡的过程和后果，应当由其家长或者监护人作出替代同意。(五)获得医生帮助权 与自杀不同，尊严死亡的常见情形，例如使用药物立即终止生命以及医生协助自杀等情形，都依赖于适格医生的专业帮助。对此，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第36号《一般性意见》第9段强调指出：尽管认可个体自治的人性尊严所具有的核心价值，成员国应当采取足够措施，在不违反公约义务的前提下，预防自杀行为，特别是处于脆弱状态下的个体的自杀行为，包括那些被剥夺自由的个体。当生命丧失自我维持的自治能力，完全沦为疾病与延续生命医疗措施等外物他主决定的对象时，仍然坚持生命存续的绝对价值，实际上无益于实现人格发展的终极目的。

与此同时，考虑到尊严死亡存在滥用的可能，一旦缺乏必要的法律规制，个体的生命安全特别是面临医疗困境的弱势群体，也容易陷入风险之中。(45)See Lars Johan Materstvedt et al.,Medical Murder in Belgium and the Netherlands,42 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 621(2016). (46)See Lambert and others v.France[2015]ECHR. (47)参见前引(31)，王利明文，第11页。

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尊严死亡运动，其关注焦点就是医疗领域的生命质量，特别强调患者可以选择拒绝治疗。大量研究表明，很多病人的死亡过程都在痛苦中被延长，他们接受了不必要的侵入式治疗。

即便是主张死亡权的一些学者，也强调死亡权是生命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片面强调生命自决权，忽视尊严死亡的程序规制，就容易不当侵害生命安全权。

唯有如此，医生才能避免对生命权造成侵犯，消除医疗行为的法律风险。(19)参见倪正茂等：《安乐死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在审查评估环节，医生应当对病人进行诊治，询问病人或其监护人、医疗代理人对病情、医疗方案和尊严死亡后果是否充分知情。鉴于尊严死亡涉及病人和医生之间的医患关系，特别是医生协助病人自杀或终止病人生命的法律责任，这显然并非所谓的死亡权所能涵盖。

在尊严死亡合法化的国家和地区，医生可以在采取安宁疗护措施的过程中，基于病人病情恶化的程度，根据病人意愿采取终止生命或协助自杀措施。强调临终医疗方式的选择权，除了尊重病人的主体性地位外，还涉及对不同医疗方式所涉风险的差异化法律规制。

在法律和医疗领域，坚持病人最佳利益原则，对于维护病人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又如，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2017年自愿协助死亡法案规定了系统的评估、声明和实施程序，并由自愿协助死亡复核委员会进行监督，持续完善自愿协助死亡的质量和安全性。

所谓获得医生帮助权，主要是指对于符合尊严死亡适用条件的病人，有权在适格医生的帮助下，选择适当的临终医疗措施，包括申请医生使用药物立即终止生命，或者在医生协助下实施自杀。基于病人最佳利益原则，尊严死亡法律制度的着眼点，不是病人选择死亡的权利，而是维护临终病人的生命安全和选择临终医疗方式等权利。

(22)See Lambert and others v.France[2015]ECHR. (23)See Human Rights Committee,General Comment No.36(2018)on Article 6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24)参见前引(21)，刘长秋文，第81页。(四)近亲属达不成一致意见的。如果并未订立预先医疗指示，则与未成年病人类似，应当由其监护人作出符合病人最佳利益的决定。一些国家早期的法律规定，即便是自杀行为，也属于危及生命安全权的犯罪。

对于适用尊严死亡的情形，具体负责医疗适用的医生应当履行报告义务，制作适用情况报告，并附同意尊严死亡的书面医疗意见和有关书面复核意见，及时提交给有关机构审查监督。既然死亡标准逐步法律化，作为对于死亡方式的选择，尊严死亡可以甚或应当纳入法律的范畴。

例如，英国在1961年才从其刑法中废除自杀罪，加拿大则直至1972年才废除其禁止自杀的刑法规定。首先，尊严死亡以保障生命安全为根本前提，如果病人被非法、专断地剥夺生命，就在根本上毫无生命尊严可言。

三、尊严死亡的权利构造和体系解析 无论是在国际公约层面还是在国内法律层面，生命权都不是单一性权利，而是体系化的权利集合。尊严死亡事关生命权保障，如果法律对此刻意回避或者语焉不详，势必导致司法实践的混乱。

财政资金支持

基因谱学

方大集团再拿大单 投建400MW分布式光伏发电站

锦欣生殖今日上市！药明康德战略投资，高瓴、奥博为基石投资者

高通量测序企业Adaptive在纳斯达克上市：首日大涨，微软是赢家

药监局：进一步完善药品关联审评审批和监督工作

中山市首个居民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获备案

一票制要来了，300万自然人出局

“第三次工业革命”从合肥开始？ 细数光伏扶贫益处

118个！城市医疗联合体建设试点城市名单出炉